余晓洲在ICU接受治疗 受访者供图 余晓洲实在太胖了。 经历了23个小时的车程从昆明来到武汉，600多斤的他在十多位特勤人员的帮助下一点点挪动，瘫坐在急诊大厅的椅子上，需要人扶着两边才能坐好，肚子上层层叠叠的肉随着喘气一起一伏。 8月2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肥胖症与代谢病外科中心迎接了该中心成立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患者。普通人正常的BMI值在18至24之间，超过28属于肥胖，而余晓洲的BMI值达到了90以上。 每靠近他一步，主治医生李震就越能感受到自己正面临的难题。两天前，这位常和胖友打交道的医生通过线上问诊见过余晓洲的照片，下巴连着脖子、嘴唇发白，“一看就是重度肥胖、缺氧”。 见面后他发现，这名30岁的患者无法行动、生活无法自理，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很差。皮肤褶皱的溃烂正在一点点侵蚀他健康的皮肤，肚子上的一层层肉需要两个人合力推开，身体水肿从脚一路往上蔓延到腹壁、胸壁，手指一摁下去，就留下难以回弹的青色凹陷，如果不治疗，随时可能发生心脏和呼吸衰竭。 李震记得，刚来时余晓洲全程清醒，很想配合，“但使不上劲儿，一直喘粗气”。因为无法站立、没办法上秤，最近一次的体重数据是620斤，他的母亲觉得，儿子比上次更重了，李震团队保守估计，他已有635斤。 普通的病床不够宽，他们拼了两张，13个人合力，花了18分钟才将他托了上去。因为身体的宽度超过了CT机的孔径，动脉血气也很难抽到，他几乎做不了常规检查，直接被推进了ICU，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才帮他拍上X光片。 多学科专家为余晓洲会诊 受访者供图 特勤人员帮助余晓洲进入医院治疗 受访者供图 在余晓洲母亲的印象中，从5岁起，儿子就是个胖孩子。家人无意间为他换用了荞麦皮枕头，诱发哮喘，此后他需要长期使用激素治疗。大学期间，父母曾监督他锻炼减肥，后来，他多次进入减肥营，都以失败告终。李震见过许多肥胖病人，常年减肥、反弹、再减肥，逐渐对肥胖变得麻木，反而“越减越肥”。 大学时，余晓洲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到昆明做导游，离开家乡长春时，身高超过一米八的他已经有300斤。在母亲印象中，儿子喜欢熬夜、饮食不太规律，通话时常拒绝和她视频，她只能通过声音判断儿子的身体状态。最近，她听到儿子的喘气声越发粗重，说话也越发吃力，“猜想他又胖了”。因体重超标，儿子坐不了飞机或高铁，最后，她从长春赶到昆明，请了一位护士，包了一辆商务车，决定带儿子来武汉治疗。 这位母亲在新闻上看见，李震曾治疗过500多斤的患者。在当年的报道中，那位26岁、556斤的男士被称为“江城第一重”，由于太胖，120急救车无法转运，最后是消防部门帮他们找来一辆货车，那位男士一度因心衰、呼衰差点丢掉性命。 在李震的工作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来自湖北黄冈的380斤小伙，爬一层楼就气喘吁吁，晚上只能趴着睡觉。读完高中后，他就不愿再上学，待在家里。手术前他很紧张，李震陪着他去江汉路的网吧打游戏，还请他吃汉堡减压。还有人从小爱吃高盐高脂食物、喜欢熬夜看球，身体的很多关节都长了结石，常常跛着脚走路，后来痛到无法下地，最终下定决心来医院减肥。 今年李震的第一台手术，是为了一位还在念高一的女孩。她学业压力太大，选择不断吃东西缓解，一年胖了30斤，不再来月经。还有一些坐在他面前的年轻女孩，常穿着深色、宽大的衣服，一走路，大腿都磨破了。她们告诉李震，自己在学校经受过嘲笑，感到很挫败。 李震还见过很多父母，有家长说孩子在家藏起了体重秤，直到在门诊上秤后，才知道孩子具体体重。看到数字后，有父母在医院和孩子爆发争吵：“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这都是不恰当的沟通方式”，李震很明白，肥胖症患者想要减肥，比常人想象得更困难。很多患者在体重达到一百六七十斤时会很焦虑，但过了200斤，就“减不动了”，体重反反复复，靠意志力已经没办法完成减肥。 在李震看来，这时候需要医生介入，进行专业治疗，必要时还要做减肥手术。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减肥手术是在2005年。那时，他还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念书，有机会到法国交流，在那里围观了一台开刀做的切胃手术，脂肪堆满腹部，胃被挤成小小的一个。2011年，他到法国洛林大学读减重代谢外科学博士，国外减肥手术已经发展成微创，不再开刀，靠腹腔镜，在肚子上开小孔，将器械伸进去就能完成，医生就像是在操作数根筷子。 那时，还是有人劝他，学这个在国内找不到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到医院减肥门诊的，几乎都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病人，更多想减肥的人，进的是健身班和美容院，“做个抽脂手术”，很少有人觉得减肥是医生该干的事。 但李震观察到，中国的疾病谱系正在发生变化。在卫生条件有限的年代，长江流域多见血吸虫感染引发的肝硬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新世纪乙肝疫苗普及之后，新发乙肝感染大幅减少，而肥胖引发代谢问题变多，脂肪肝病人多了起来。 他还记得，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