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陈寅恪第一次走进课堂时，手边没有厚重讲义，也没有一纸耀眼文凭，只有几本参考书和一杯清茶。可坐在下面听讲的，不只是年轻学生，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学者。 这件事看似寻常，放在当时却很特别。陈寅恪没有获得西方大学的博士学位，却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傅斯年曾称他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这句话虽带有赞誉成分，却说明了学界对其学问的罕见推重。 陈寅恪的厉害，不在于会背多少书，而在于能把不同领域的材料勾连起来。他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涉猎梵文、巴利文、藏文、满文以及多种欧洲语言。语言对他而言不是炫耀的工具，而是打开史料的钥匙。 有学生回忆，陈寅恪讲课很少照本宣科。他会从一条诗句、一处地名，追到制度变化和民族迁徙；讲到佛教文献，又能联系中外交通。别人听来是新鲜知识，他却往往已经在脑中推演多年。 更有意思的是，他通常不重复旧课。有人请他再讲一次，他会说：“已经讲过了。”语气平淡，却不是故作高深。陈寅恪认为，课堂不能只是把结论交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结论怎样得来。 他对学历的看法，也和当时许多人不同。陈寅恪并非轻视学校，而是不把文凭当成学问的终点。他曾表达过类似意思：专心研究一个问题，往往比急着取得某种头衔更重要。学问若只为装点门面，便失去了求真的本意。 这种习惯，与他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支持维新的一位地方大员；父亲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属于“同光体”诗派。陈寅恪自幼接触经史诗文，并没有把读书看成谋取功名的单一路径。 成年后，他先后赴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等地学习，听课、查资料、参加讨论，却始终没有刻意追求学位。这段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国典籍，也了解西方学术方法。后来他治史，特别重视版本、出处和互证，正是中西训练交织后的结果。 陈寅恪的婚姻同样少见。1928年，他与唐筼结婚。唐筼出身书香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两人相伴多年，家庭生活并不铺张，却有明确的相互尊重。陈寅恪教育子女要敬重母亲，这不是口头上的客套，而是他对家庭关系的实际要求。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的人生陡然艰难。1937年，他右眼视网膜脱落，战乱和辗转迁徙又使治疗受到影响，后来左眼视力也逐渐恶化。即使如此，他仍坚持讲学和研究，许多资料只能依靠家人、助手帮助查找和记录。 唐筼在其中承担了极重的责任。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却要照料丈夫、维持家务，还协助整理文稿。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行动困难，能够继续口述著述，离不开她长期而细密的支持。 真正令人痛惜的，是他们晚年的遭遇。1966年以后，陈寅恪受到冲击，藏书、文稿和生活物品遭到破坏，身边工作人员也被迫离开。一个以考据和讲学为业的学者，最后连基本生活都变得十分艰难。那些被毁的材料，有些是多年搜集的孤本线索，损失很难弥补。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终年79岁。同年，他的妻子唐筼也离世。一个人用一生追问历史真相，晚年却失去了整理材料的条件；一位长期陪伴他的妻子，也在病弱中走完了自己的道路。 陈寅恪的价值，当然不只在“博学”二字。他更珍贵的地方，是不轻易依附成说，不因环境变化而放弃独立判断。没有学位，他照样建立学术声望；失去视力，他仍努力保存思考。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确实难以找到第二个。 特别
